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工业互联网企业迅速开展基于平台的集成服务，有力支撑了全社会资源整合和物资高效调用，体现了我国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取得的积极成效。但同时，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制造业应急保障、产业链协同、物资精准投放等方面的不足，对数字化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危机之下，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应急响应和发展能力迫在眉睫。

1. 数据化水平影响物资精准匹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用物资需求激增引发应急性短缺，保障工作备受各方关注，通过广泛组织复工复产，产能得到大幅提升，但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及其它医疗器械等重点医疗物资和设备供给依然面临挑战。除去由于正值春节假期造成的产能不足以及物资运送不及时等因素外，此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我国应急物资在产业链上下游供需信息快速精准传递、生产原材料精准匹配、物流链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现实困难，并由此导致了应急响应不及时、已有产能复工率不高、潜在产能挖掘不足，难以快速有效满足大批量应急物资生产需求。为此，亟需提升大数据建设水平，尤其是推动产业大数据建设，充分挖掘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全面链接各地资源、精准促进供需对接、全盘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应用潜力，解决信息不对称、不及时带来的资源适配错位等问题，形成全国制造业一盘棋，推动我国制造业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

2. 产业链数字化缺乏资源整合能力

    如今全球经济链条相互交错、密不可分，我国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供应链配套能力强，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让我国制造业面临大考，更是引发全球“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汽车产业为例，由于我国重要汽车生产基地湖北省的多地开启“封城”模式，若短期内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湖北乃至全国车企、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制造工厂生产持续停摆，我国汽车产业将面临国内外双重风险：一方面，防疫隔离将导致企业复工复产困难，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上下游经销商采购、物流运输、市场营销等国内产业链严重受挫；另一方面，持续断供可能引发国际车企在华供应链向其他国家转移的风险。为此，亟需加快提升我国重点行业产业链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平台在汇聚人员、物料、设备、数据以及知识等资源要素的突出优势，打通物料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企业内部纵向和产业链横向的关键节点，为异地研发生产制造提供重要载体，为产业链协同和整合提供关键保障。
    我们做一个假设，湖北的随州与山东的梁山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专用车生产基地，十堰的东风汽车与济南的中国重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整车技术、研发、生产基地，而且山东的疫情比武汉的疫情低得多。假如有这样一个产业互联网平台，就可以把客户的订单调度到山东进行生产加工配送。但这个资源整合背后有一个利益链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内容。
3、生态组织能力制约供应链作用发挥

    此次疫情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快提升我国制造体系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柔性生产能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疫情爆发后政府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动员各地区相关企业复工复产，2月3日就恢复了60%的产能，但医用民用口罩依然频频告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生产原料、产能不能精准匹配；另一方面，很多制造企业并不具备柔性化快速转产能力，当前仅有海尔、富士康、中石化、比亚迪等自动化程度高、资金实力强的企业依托平台建设了口罩产线，大量潜在产能尚未得到有效释放。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暴露出产业生态组织并未形成，企业之间，特别是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还是竞争、控制关系，而不是生态合作关系。中国的情况是，不管是防疫物资、抗震救灾物资还是零部件，多数都是由中小企业生产的，这些企业日常是没有发言权的。如果纵向上下游大企业，横向骨干中小企业，以混合所有制形式建立平台公司，那么创造生产力所需要的共性要素就会非常灵活高效进行调配。中小企业不缺创造力，不缺高效运营机制，但他们缺资金。

4.供应链金融不足以支撑中小企业转型发展。

    此次疫情带来的复工推迟、订单交付延误、供应链受阻、资金流断裂等让中小企业遭遇各种不堪承受之“痛”，也反映了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程度低、业务连续性管理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不足、现金流不佳等弱项。虽然当前国家和地方层面纷纷出台扶持政策助力中小企业共渡难关，但资金扶持申请下达时间长、重“输血”轻“造血”等导致政策扶持难以对中小企业的当前发展困境形成有力支撑，有效精准服务水平仍待提升。为此，亟需开创互联网化的供应链金融新模式。一方面，支持通过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链接产业上下游，整合产业资源要素构建集采集销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在线订单机会；另一方面，开展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工业融资征信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并拓宽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