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出口总额3.36万亿美元，进口总额2.6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全年顺差676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的外汇储备更加殷实。同时我们看到央行关于2022工作计划的时候也提到外汇多元化运用问题。

　　长期以来，受西方主流教科书及中国过去长期外汇匮乏的历史影响，外汇储备的运用，一直强调“安全、流动、保值”的原则。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目前面临中国坐拥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一原则是否仍然正确？要否要修正？从国民总体福利角度出发，这要回答，一是中国是否存在“超适度”的外汇储备问题？二是这些“超适度”的外汇储备能否用于与上述原则不相吻合、但属于体现国家战略性利益的方面？三是如果可行，又何为战略利益？如何实现？相应的管理体制也应否作出配合？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美国金融危机、美元存在贬值风险压力下，几乎已不存在争议。

　　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其实已在部分地实践，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存在不少的犹豫与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买来的，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动”。殊不知，既然是央行投放货币买来的，为什么市场(包括政府)如果再用人民币(包括发债筹人民币)向央行购回，就不可以？就不能称为合理的市场行为？何况，如果市场主体用人民币向央行购汇，用于进口和境外投资，还可减少境内货币供应过多压力，提高国民净福利和企业竞争力，并不妨碍央行对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控制。有人甚至担心，动用国家外汇储备，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什么叫金融安全？其实对超适度外汇储备进行合理的战略性使用，不仅不会危及金融安全，相反，运用得当，有助于宏观结构的平衡，提高实体市场的竞争力，恰恰是有助于提高我国整体的金融安全水平。而且用于战略性的外汇，仅仅是整体外汇储备在保持充足流动性需求的前提下，对一部分“超适度”外汇进行的再使用。

　　为此，我们曾提出，要修正我国外汇管理的原则，应重新明确外汇运用的具体顺序：首先，保持必要的外汇流动性，以满足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其次，用一定的外汇干预外汇市场，满足汇率调节的需要；再次，服务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获取战略性利益(包括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最后，再有多余的外汇储备，可用于获取相对较高收益的金融投资。这里，把类似目前“中投公司”增值投资的业务，列为最后一项，是因为必须看到，前三项外汇用途，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和战略性。当然，不排除也许中投公司目前的投资项目中，已部分包括了满足上述第三项目的使用。这也恰恰证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原则必须进行重新修正与明确。

　　那么，什么是外汇储备运用中的战略性收益？作者认为，只要是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关键性、长期性、重大性因素，均可视为战略性利益。具体说：

　　(1)有利于解决国民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突出结构问题，如用汇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重大设备。

　　(2)有利于解决困扰我国的环境、资源问题，如用汇购买关键性资源。支持国内企业参股、并购海外能源性企业、关键性原材料企业，用汇进口治理环境污染的重大设备与技术，提供排污、治理土地沙漠化等公共产品。

　　(3)有利于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成为金融强国打基础的外汇运用，如大力培育跨国的、关键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外汇支持在境内外实施兼并、或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从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战略出发，不断择机增持黄金储备。

　　(4)有利于防范外部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意外冲击。例如，通过加强亚洲金融合作，谋求国际储备体系改善中的国家战略性利益，包括通过货币互换等方式，用外汇支持亚洲、非洲，“上合组织”成员国，维护其经济、汇率的稳定。这不仅可防范其可能发生的风险向中国的传递，同时中国可实现在与这些国家一体化经贸活动中的稳定收益。追求国家战略性利益，还包括用美元储备支持亚洲融资市场和亚洲实体经济发展，减弱亚洲及中国的美元储备不断回流美国，造成美国短期资金跨境频繁进出亚洲各国的频率，以减轻虚拟经济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压力，削弱美国“双赤字”政策下过度膨胀的虚拟资产规模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影响。还包括用外汇储备谋求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性利益。通过购买IMF的债务，完善IMF的融资实力，扩大中国在IMF的份额和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以上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中所需的汇率稳定环境的形成和连续。只要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是稳定的，而且是尽可能长时期的稳定，对未来汇总过经济而言，就是赢者。

　　(5)有利于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外汇支出。如包括我们早先提出的，用少量的外汇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或直接进口改善居民医疗水平等的重大医疗设备(我们在写作期间，听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仍在接受美方的大量美元贷款，以购买重要的医疗设备)，以投资入股等方式下划有关单位，有偿经营。

　　在强调外汇储备战略利益的同时，必须另外强调两点：

　　第一，首先要处理好官方巨额外汇与“藏汇于民”的关系。尽管我国官方外汇储备近几年一直为世界第一，但同时与出口大国的日本、德国相比，在一国对外净资产持有额中，2007年末，官方对外净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日本与德国分别为44%与14%，中国却高达150%。这种状况决定了，一是因央行大量购汇而形成了国内货币供应的巨大压力，二是增加了国家集中持有巨额外汇的风险。因此，改变我国目前外汇储备官方为主的结构，发展与丰富国内金融市场，“藏汇于民”、“由民用汇”，应是修正我国外汇管理原则和寻求战略性利益过程中或过程之前，必须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如何发展和丰富国内的金融市场，由“藏汇于朝”部分转向“藏汇于民”，在这样的政策调整中，决策者要相信，经历多年市场化历练的民间力量，在用汇收益上，并不亚于官方。而且，这一历史性的一步，是早晚必须迈出去的。同时，民间用汇的过程，又有利于国内货币供求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其储备风险分散在各经济主体，也有利于减轻国家集中承担风险。

　　第二，要认真重视不断增持黄金储备这一中国崛起中的战略意图。简单恢复金本位这一不可能的浅显公理，众人知晓。地球上16.3万吨左右的黄金存量中，可交易黄金仅占17%，远不能满足当今世界贸易金融交易的需求。增持黄金的意图，也不是出于黄金比较美元、欧元等信用纸币，何种资产增值或贬值的短期相对利益的思考。增持黄金主要是从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战略思考。在漫长的国际化过程中，一国信用货币要从国内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生产能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币值稳定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一国是否具有相当数量的“最后清偿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条件和不可或缺的保障。从历史上大国货币兴衰的角度看，不管是早先的英镑，还是后来的美元，在其崛起之初，无不都在努力创建作为最后清偿力的黄金基础。历史数据显示，伴随英镑的衰落，黄金占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纸币的比例呈直线下降，由1914年的148%下降到1919年的21%。同时伴随美元的崛起，美国黄金储备占美元纸币的比例，却是在直线上升，由1914年的0.59%上升到1939年的278%。就是在美国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今天，财政、经济形势如此艰困，美国政府仍是不愿采取割爱一盎司黄金的措施，而是不断通过发纸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出路。可见，黄金在战略保证的重要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在黄金等贵金属态度上，绝不能短视，绝不能仅从三年五载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

　　要实现以上外汇储备的战略性利益和真正的多元化运用原则，中国当今的外汇行政管理体制也必须予以调整。长期以来，由于外汇匮乏，央行(外管局)作为外汇管理的唯一机构，不存在任何的不妥。但是，随着外储的不断增加，一是国内的货币调控越来越难，二是面对仍在不断增长的巨额外储，从国家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为满足上述外储运用的四项“顺序”内容，显然，继续有专责宏观调控的央行(外管局)一家机构负责，同时兼负大量日常、复杂的普通投资和战略性操作职能，明显力不从心。2007年“中投公司”设立后，应该肯定其在外汇多元化运用方面进行的大胆实践和探索。但是，根据上述四项“顺序”内容中第三条战略性业务的操作，涉及石油、资源、重大设备与技术等国民经济多行业、多领域、多个管理部门。外汇如果仍由单一行政部门操作，已明显难以实现国家战略的布局谋划和具体的部署实施。因为在“中投公司”内，多为金融、投资等金融人才，存在以下显著缺陷：一是人才偏窄，经验不够，力不从心；二是多元化运用中，部门间协调乏力，效率低下，会错失良机。为此，有必要迅速在国务院领导下，成立国家海外资源投资委员会(不是仅限于能源的、2009年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由国务院下属相关部门参加，统一研究、谋划巨额外储用于第三项目的总额度，以及确定分别用于石油、其他矿藏资源、重大设备、技术等领域的具体额度及调整的原则。并在该委员会下，分设不同行业投资组，吸收相关企业、机构参加，负责情报信息的搜集分析、规划协调前期的投资事宜与部署外汇资金的具体筹集事宜等。

　　整个外汇储备在渐次满足上述前三项目的后，剩余的外汇再运用于上述第四项目的，即继续由“中投公司”为代表，负责、寻找更高的金融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