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碳排放量”。金属与采矿属于能源密集型行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政策带来的能源价格和碳价格变动较为敏感，企业能效提升可以缓释此类财务影响。由于各子行业能耗强度差异较大，MSCI对此议题赋予的权重有所差异，例如钢铁、铝、铜对应的权重为13%、10.6%和9.1%，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对应的权重几乎可忽略。

 

二是与资源利用和污染治理相关的“水资源压力”“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利用”“有毒的排放物和废弃物”。自然条件下许多金属会以硫化矿石形式存在，采矿作业增加了硫化物与水、氧气和微生物的接触面积，加速了酸性废水的产生，如不加适当处理，会对生态区系产生严重的污染。单纯就财务影响而言，企业可能因此面临罚款、停工、声誉受损，也需处理水资源不足、用水费用增加、环境特征变化造成的开采成本上升。

 

此外，金属与采矿耗水量较大，水资源紧张容易对矿山、特别是位于干旱地区的矿山的生产形成干扰，加建水管和基础设施也会造成额外运营开支。铜生产商Antofagasta曾警告，智利长期干旱可能会影响公司旗下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Los Pelambres铜矿生产。

 

三是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劳动力管理”“健康安全”。金属与采矿的劳动密集性较强，生产危险性较高，劳资关系的处理不当或工伤事故的发生将极大影响生产的正常进度。例如2021年7月智利Escondida铜矿、Andina铜矿和Caserones铜矿的工会均拒绝了公司管理层对于劳工合同的最新提议，决定举行罢工，对智利超过四分之一的铜矿生产造成了干扰。

 

四是“社区关系”。采矿作业会通过废料和废水排放、能源和水占用对所在地产生直接的环境影响，也可能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引发资源民族主义，如2021年底秘鲁Las Bambas铜矿附近社区要求获得更多利益，在运输矿产品的必经之路上设立路障，铜矿被迫关闭；2022年2月秘鲁Cuajone铜矿附近社区的居民切断了对该矿的供水，导致矿山暂停运营。因此，企业需要处理好所在地社区和政府关系，在公司盈利的同时为当地提供关键的社会经济效益，降低生产中断、税收提升、出口限制等相关风险。

ASB（持续性会计准则委员会）提供的企业ESG报告准则的可操作性较强，整体与MSCI有较大重叠，但对维度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其中有两个新增维度值得关注：

其一是反腐败。矿业投资金额大、周期长、门槛高，项目不易搬迁重建，因此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变量。公司在腐败倾向严重国家的业务占比越高，可能出现的风险敞口就更大。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公共部门透明、问责和腐败评级，在中东、北非、阿联酋国家投资可能面临较高的腐败风险。

事实上，海外矿业投资风险不仅局限于反腐败这一维度，而是存在政权更迭和政局稳定风险、国有化和加征税费等政策法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动荡风险、汇率变动风险、基础设施不足风险等多个方面。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我国企业开展海外矿业投资的成功率低于30%，近年来全球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社会稳定压力的加剧、环境和社会标准武器化的趋势又对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表3的风险指标可作为企业海外矿业投资项目评估参考。

其二是尾矿储存与管理。尾矿是指矿石经选矿厂选出精矿后产生的固体废物，储存尾矿的尾矿库通常由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而成，既是可能发生泄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危险源，又因高势能可能引发泥石流灾害，造成重特大事故。代表性事件是淡水河谷2019年矿坝溃坝，造成超过270人死亡，向当地政府和社区赔偿约69亿美元。未能建立有效安全监督机制的企业更可能发生此类低概率、高影响事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并丧失经营许可。

 

对于我国金属与采矿行业而言，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加速转型，实现供给高端化、结构合理化、发展绿色化、转型数字化、体系安全化，涌现出下游客户低碳产品需求扩容、产品升级和关键技术突破、制造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自主可控等政策红利，并催生落后产能淘汰退出、新建产能布局优化、生产流程碳排管制、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等政策风险。在构建行业本土化ESG评级体系时，应对以上议题适当倾斜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