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与国企融资规模不在同一量级，分化愈演愈烈—— 发债方面，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前者是后者的13倍多。 从净增融资规模来看，国企公司债净增23353亿元，且单月净增规模持续正增长，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且仅有3个月份录得正增长，其余月份均在萎缩。 银行授信方面，国企合计授信额度175万亿元，民企合计额度仅19万亿元，是前者的1/10。 即使在今年3月的疫情期间，国企共发行402只合计3174亿元疫情防控债，而民企仅获发行73只388亿元。这让净融资规模本就在萎缩的民企在资金链上更加捉襟见肘。 民企与国企融资同资质不同评级，同评级不同利率—— 债券发行人最新主体评级分布显示，AAA主体在国企中的占比为38%，而在民企中的占比仅有27%。 同时，AA-及以下主体在国企中占比仅有2%，而民企中占比高达20%，国企的主体评级总体较民企更高，因此也导致其综合融资成本较民企更低。 即使主体评级、发债期限相同，民企的发债利率较国企至少高出100bps。 此外，相似资质的国企与民企发行人的评级也存在扭曲。通过整理AAA国企后10名与AA+民企前10名在2019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可得出，后者的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好于前者，甚至是不在一个量级上，但在评级上却差出一个档次，即部分国企虽然资质比民企更差，却反而能承担着比这些民企更低的融资成本。 其实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并非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14年，银行信贷就开始对民企收缩。 虽然中央不断出台政策希望扶持民营企业，但“返费”、“以贷转存”和“烂企业背债”等变相给民企增加融资成本的方式仍层出不穷，也进一步引发民企违约潮。 2019年民企新增违约债券规模是国企的3倍，但如此巨大的差距绝非经营效率所能解释，而更多是来自国企背后的隐性刚兑预期所带来的不对称的融资环境。 因此，国企的隐性刚兑预期若不被打破，监管机构对各类变相提升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打压力度若不能进一步渗透与加强，则仍然难以为民营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融资环境。